三堂会审丨一起风腐交织案件中若干纪法问题探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方弈霏
1月1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第一集《纠风治乱为民》，其中生动反映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图为专题片视频截图。
特邀嘉宾
何永国 重庆市綦江区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
吕海波 重庆市綦江区监委派出第四监察室主任
何忠禄 重庆市綦江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冯建明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一部副主任
杨晓放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编者按
实践中，有的党员干部与企业交往“亲”“清”不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私营企业主量身定制的旅游活动安排，甚至由风及腐、风腐交织。办理此类案件，要坚持风腐同查，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着力斩断风腐勾连链条。本期案例中，吴某某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应如何定性？吴某某收受请托人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的车辆，对于贷款尚未清偿的部分，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及数额？吴某某收受他人房产后为掩饰、隐瞒受贿房产的来源和性质将其变卖套现，是否构成洗钱罪？我们特邀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吴某某，199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A市B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B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二级巡视员等职。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24年，吴某某在任B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期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
受贿罪。2011年至2024年，吴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共计1000余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
洗钱罪。2022年3月，吴某某在收受房产后为掩饰、隐瞒受贿房产的来源和性质，安排亲戚李某某将价值83万余元的受贿房产低价卖出，转化为60万元现金。
查处过程：
【立案审查调查】2025年2月10日，A市B区纪委监委对吴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2025年2月13日，经A市监委批准，对吴某某采取留置措施；5月13日，经A市监委批准，对其延长留置时间三个月。
【党纪政务处分】2025年7月31日，经B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B区区委批准，决定给予吴某某开除党籍处分；由B区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移送审查起诉】2025年8月4日，B区监委将吴某某涉嫌洗钱罪事实列入起诉意见书相应职务犯罪事实中叙明，与所涉受贿罪一并移送B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2025年9月11日，B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某某涉嫌受贿罪、洗钱罪向B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判决】2025年11月4日，B区人民法院以吴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以吴某某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一百零五万元。判决现已生效。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怎样定性
嘉宾：何永国 何忠禄
事实：2018年，吴某某在担任B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某环保公司通过正常招投标程序承接了B区城市管理局下属公司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并一直运营。2024年4月，吴某某任B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后前往某地旅游，并主动联系前述环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某，黄某某为维系与吴某某的关系，为吴某某提供旅游活动安排，花费近3000元。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八章“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应予以严惩。值得注意的是，认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构成违纪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提供方与党员干部之间没有请托谋利事项，如果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提供旅游活动安排的人员谋取利益，则涉嫌受贿。
本起事实中，吴某某接受黄某某提供的旅游活动安排，构成违反廉洁纪律，理由如下：第一，《条例》所规定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是指与党员干部职权相关联，与其公正履职相冲突，可能导致不公正执行公务。监督执纪实践中，只要党员干部接受旅游活动安排的行为具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现实可能性就应当纳入纪律约束的范围，并不需要实际发生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后果。第二，相关证据证实，吴某某前往旅游目的地后主动联系黄某某，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感情，而是因某环保公司在B区有业务，认为黄某某会看中其领导身份，为其提供旅游便利。黄某某接到吴某某通知后，看中吴某某B区领导干部的身份，便为其提供旅游活动安排，目的是通过安排旅游活动维系关系。第三，吴某某与黄某某之间不存在权钱交易行为，经查，2018年，吴某某在担任B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某环保公司系通过正常招投标程序承接B区城市管理局下属公司相关项目。吴某某未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某谋利，黄某某也未送予吴某某财物表示感谢，吴某某不构成受贿罪。第四，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吴某某接受黄某某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违反廉洁纪律。因该违纪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以后，系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在吴某某相关问题的审理报告等纪律审查文书中，应将该行为表述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单独列出。
收受按揭车辆如何认定犯罪形态及数额
嘉宾：吕海波 冯建明
事实：2018年至2020年，吴某某利用担任B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商人王某某承揽某电力安装工程提供帮助。2021年，吴某某多次要求王某某为其购买某型号车辆。2022年，王某某因资金不足，以按揭（车辆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该型号车辆（购买时市场价为132万元）送给吴某某。吴某某为规避监督，提出该车辆就登记在王某某名下，由吴某某实际使用，每月的按揭款由王某某偿还。截至案发，王某某仍有54万余元贷款未还清。
本起事实中，吴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某谋利，并收受王某某所送车辆，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没有争议，但对于吴某某的受贿数额及犯罪形态认定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某以132万元价格购买车辆并送给吴某某使用，吴某某实际占有了该车辆，受贿数额为132万元，且均已既遂。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某的受贿数额为132万元，但因王某某系以按揭方式购车，吴某某取得的是具有权利负担、经济利益存在“缺口”的车辆，银行对尚未清偿的按揭贷款54万余元对应部分的车辆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对于该54万余元吴某某构成受贿未遂。我们经分析研讨采纳第二种意见。
第一，吴某某与王某某权钱交易的对象系车辆而非购车款。本案中，吴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某谋取利益后，多次要求王某某为其购买某型号车辆，之后，王某某按照要求购买该型号车辆送给吴某某，二人达成行受贿合意时就已经明确吴某某职务行为的对价是该车辆，而非购车款。这种情况下，吴某某收受的车辆是一个整体的“物品”，应当以该车辆购买时的市场价132万元作为计算吴某某受贿数额的基础，再研判受贿犯罪的既未遂形态。
第二，由于车辆抵押权的存在，吴某某对车辆价值的实际控制受制于王某某的还贷行为，不能认定其对于该132万元均构成受贿既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受贿罪和贪污罪一样，均是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当财物存在抵押权的情况下，受贿人尽管在客观上收受并实际控制、使用财物，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也就是说，由于抵押权的存在，导致财物的经济价值并未完全归属于受贿人，受贿人对财物经济价值的实际控制仍然受制于行贿人还贷行为的影响。本案中，王某某以按揭方式购买车辆送给吴某某，该车虽然由吴某某实际占有、使用，但吴某某实际取得的是一个具有权利负担、经济价值不完整的车辆。若王某某停止还贷，银行可以对吴某某占有、使用的车辆进行折价等处置并优先受偿，将导致吴某某丧失对该车辆部分经济利益的控制权。因此，本起事实中，不能认定吴某某对该车辆全部价值132万元构成受贿既遂，其仅对于王某某已支付的车辆首付款及已还清的车贷部分对应的经济利益构成受贿既遂。
第三，吴某某虽然实际占有、使用该按揭车辆，但对该车辆未还清的贷款部分对应的经济利益应当认定为受贿未遂。参照《刑事审判参考》第1524号案例指导精神，“在按揭贷款的情况下，受贿人在收受房产时，实际获得的是有抵押房产的经济价值，无论受贿人是否明知房产的抵押贷款情形，其在客观上对于抵押贷款对应的价值部分均尚未获取，对此部分价值应当评价为受贿未遂。”本案中，吴某某收受王某某以按揭方式购买的总价值为132万元的车辆，因抵押权的存在，只有在王某某还清贷款并解除抵押后吴某某才能实际获得该车辆的全部经济利益。因此，吴某某对于王某某已支付的首付款及已还清的贷款部分对应的经济利益构成受贿既遂；而对于王某某尚未还清的贷款部分对应的经济利益即54万余元构成受贿未遂。
以买卖房产形式掩饰、隐瞒受贿所得是否构成洗钱罪
嘉宾：杨晓放 吕海波
事实：2022年，吴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商人邹某某谋利，收受邹某某所送一套房产，由吴某某亲戚李某某代持。2022年上半年，吴某某为掩饰、隐瞒受贿房产的来源和性质，安排李某某将该房产以60万元低价卖出，并办理过户登记，吴某某收受买家给予的60万元现金。经价格认定，该房产出售时的市场价为83万余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洗钱罪是指为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等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了提供资金帐户，或者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或者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或者跨境转移资产，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洗钱罪原本的犯罪主体是上游犯罪行为人之外的第三人，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上游犯罪的行为人自身实施洗钱行为也可构成洗钱罪，也就是所谓的“自洗钱”。
关于“自洗钱”行为的管辖及线索移转处置。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该原则既规定了各办案机关应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做好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工作，也规定了各机关不能互相推诿、互相替代。根据国家监委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监察机关发现涉案人员涉嫌“自洗钱”犯罪的，应当及时收集固定“自洗钱”犯罪相关证据，并将“自洗钱”犯罪线索及相关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办理；“自洗钱”犯罪事实已经查明且确有必要时，也可以将“自洗钱”犯罪事实列入起诉意见书相应职务犯罪事实中叙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本起事实中，B区监委调查吴某某涉嫌受贿犯罪所得房产的去向时，发现吴某某还涉嫌“自洗钱”犯罪，鉴于洗钱事实已经查清，相关证据已经收集固定，遂按照《意见》规定，在起诉意见书相应职务犯罪事实中叙明吴某某“自洗钱”的犯罪事实。
关于“自洗钱”行为的认定，重点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若行为人获得贿赂赃款赃物后，单纯持有、占有、藏匿赃款赃物，后续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内容和范围没有改变或增加，仅是一种自然延伸状态的“物理转移”，此类情况不应认定为洗钱行为。认定是否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故意，可以结合客观行为判断，比如，行为人是否有拆分混同资金、财产形态转换等行为，即重点审查相关行为是否切断了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与上游犯罪的联系，是否掩饰、隐瞒了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具体到本案中，吴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邹某某谋利，收受邹某某所送一套房产，由亲戚李某某代持。2022年上半年，吴某某为掩饰、隐瞒受贿房产的来源和性质，安排李某某将该房产以60万元低价卖出。从主观上看，吴某某供述称其担心被查，将受贿房产登记在李某某名下，之后仍觉得不安全，遂让李某某把房产卖出，哪怕价格低点也没事，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吴某某具有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故意。从客观上看，吴某某将该受贿房产通过他人的名义以60万元的价格卖出，并获得现金，完成了将受贿所得房产转换为现金的漂白过程，依法构成洗钱罪。
案件办理中，对于本起事实中吴某某洗钱罪的犯罪数额认定具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某某洗钱罪的犯罪数额应为洗钱后所得的60万元。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某洗钱罪的犯罪数额应为房产出售时的市场价83万余元。我们采纳第二种意见。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是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在认定洗钱罪的犯罪数额时，应当以实施洗钱行为时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实际价值来认定，洗钱后的金额通常会低于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实际价值，但减少的金额属于洗钱犯罪的成本，不应予以扣除。因此，本案中应以受贿房产出售时的市场价83万余元认定吴某某洗钱罪的犯罪数额。
中国法治新闻网摘编：亓淦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