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似乎没有起点。与其说它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的，毋宁说它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出现的。在关于中国人尊为华夏祖先的黄帝的传说中，中国似乎早已存在了。
资料图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一）秘密的北京外交之旅
【美国《华尔街日报》 5月14日文章】题：中国挑战——亨利·基辛格《关于中国》一书三段节选（作者亨利·基辛格）
每个社会和民族都容易觉得自己是永恒不灭的，也都喜欢关于自身起源的故事。中国文明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似乎没有起点。与其说它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的，毋宁说它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出现的。在关于中国人尊为华夏祖先的黄帝的传说中，中国似乎早已存在了。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咯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
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令美国政府要求进行复杂的许可申请，会有人强烈要求咨询包括台湾在内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对北京之行的前景做出承诺，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抓住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也是责无旁贷的。
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
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但我们猜这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一件最最平常的事。
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
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
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 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
当天晚些时候，当周恩来总理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具有象征意义——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因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那次轻慢令中国耿耿于怀，尽管中国一再声明它没有造成影响。
（二）尼克松中国之行
7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这位总统来说这是胜利一刻，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共者发现了一次地缘政治机遇并大胆地抓住了它。
尼克松希望独自走下“空军一号” 与周恩来相见，这是他所具有的坚韧品质的象征，也是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的象征。周恩来身着中山装，迎风在停机坪等候；中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
尽管开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义，但双方当时尚未对最后的联合公报完全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内容上。
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唤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接见顺序安排的技术问题。周一反常态，以不耐烦的态度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在周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产汽车前往毛的住所。
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的东西横贯线——共产党革命之前这座城市的古城墙就沿这条线矗立——上的大门，来到了毛的住所。毛的居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稍稍与其他房屋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岗哨或者其他权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台完全占据了。
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这个以无上权威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希望被看做一个哲人君主，无需用传统的威严象征来彰显他的权力。
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对他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所有中国报纸上。
尼克松中国之行是为数不多的令国际事务出现重大改变的国事访问之一。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外交舞台，美国战略选择增加，从而令国际体系有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之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电先后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国之间都是罕见的。
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呢？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让双方摆脱流行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对立情绪造成的混乱？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为应对这些挑战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些挑战如今仍然存在。
（三）美中应共同建设世界
近年来，随着中国同当代的、西方制定的国际体系的碰撞，中国精英群体当中出现一种特殊的趋势——这些人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讨论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实现这种命运的整体战略。
事实上，世界正在见证中国民族大讨论的一个新阶段——这种讨论涉及中国实力、影响力和理想等方面，自从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
在之前的民族命运讨论中，人们探讨中国是应该走出去寻找强国之路，还是应该避免沾染尽管科技强大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现阶段的讨论以下述共识为基础：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这一讨论希望找到中国与世界互相作用的合适方式，而这个世界——即便在很多中国当代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也是这样——曾经严重诋毁中国，中国也是从他们掠夺过后的废墟上复苏的。
我们从刘明福2010年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可以找到这种“必胜主义”思想的例子。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冲突是美中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世纪对决”。此外，这种竞争是得失相抵的，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一败涂地。
双方政府并未采纳中国必胜主义者或者美国必胜主义者的分析——后者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地位水火不相容。但是这些分析反映了当下很多人的思想。如果任何一方政府实施这些观点的设想，中国和美国可能很容易出现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而且只需要一方这样做，就会让紧张关系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将设法让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远离其边境，为美国海军划定行动范围，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分量。美国将设法把中国的很多邻国组织起来，与中国的优势地位抗衡。双方都将强调它们的意识形态差异。由于双方对威慑和先占先得的理解并不一致，这种互相作用将会更加复杂。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影响。早晚有一方会出现错误判断。
最终问题归结为美国和中国从实际出发能够向对方提出怎样的要求。美国的一个明确方案是在遏制中国、或者组建一个民主政权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圣战的基础上组织亚洲。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是它的大部分邻国的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试图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把美国排除在外也会遇到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抵制，因为后者会对这个地区由某一个大国主导的后果感到担忧。
美中关系的恰当定义与其说是合作伙伴，不如说是“共同发展”。这意味着两国都从本国需要出发，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通过调整两国的关系来尽可能减少冲突。一方无需赞同另一方的全部目标，也不会认为双方利益全都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互补利益。
人权问题也会在两国互动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如果美国不主张它在人类尊严和民众对政府广泛参与方面的基本原则，那么就违背了自己的本心。当代科技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些原则不会被国家边界所限制。但经验表明，想要通过对抗来施加这些原则很可能会弄巧威拙——特别是对象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传统观念的国家。一连串的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执政的头两年在内，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在一件叉一件的事例中改变了原则，从而严重抵消了长期道德教化的效果。基本方法仍然有效，但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代领导人同样面临的挑战。
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当时两国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愿意放宽眼界，不纠缠于眼前问题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的隔绝令两国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令几十年前的领导人无需着眼当前压力，而是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的新世界。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在半个世纪前就研究了国际秩序的构成和运行。我知道文化、历史和战略方面的理解差异会对哪怕最善意、最具远见卓识的两国领导人造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联合公报稿达成一致后，他说：“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如果在40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一道建设这个世界，而不是震动它，那这将是怎样的辉煌顶峰。
专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
